「對於遭到獵捕的個體來說，當然牠的生命權是受到損害了，但是若以族群角度來看，狩獵行為也是永續利用。」近日原民狩獵權再受熱議，生態學者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推介國際目前成功案例遠多過失敗案例的「ICCA社區治理」概念。強調在持續的監測下，適當狩獵是達到保育的辦法。台灣正到了應該建立相關資料的時刻，要揮別總是因抗拒、過份擔憂而不願起步以致失去開始管理的時機。
「就算是瀕臨絕種的動物，也每年都有狩獵配額。」裴家騏解釋，狩獵也是一種永續利用，因為狩獵得到的利益與好處，促使利用者關懷在地資源。在這樣的邏輯下，即便獅子、大象、北極熊等屬瀕危的動物，在非洲、阿拉斯加等地的原民部落，也每年都核有狩獵量供外來者前往休閒娛樂用的狩獵用途。因為每一隻動物的獵捕，都帶給當地驚人的價值，例如到辛巴威獵殺一頭獅子，需繳給部落3萬美元、並全程聘請當地嚮導等費用，這樣的利益可改善當地生活現況，也使當地人設法去妥善治理守衛，達到保育效果。
然這樣「精打細算」的作法，其實是經過改變的。裴家騏指出，在1980年代前，國際曾對瀕危動物採取「一個也不能少」的態度，想努力保護每個珍稀個體，甚至採取軍隊荷槍實彈的跟隨守護。但這種把動物與社區居民徹底隔離的作法，並沒有讓這些要保護的動物「從此在我們留給牠的小花園順利的生長著」，因為當地居民受限法令，只能承受著大象、犀牛闖入造成破壞，卻無法採取任何反制，引發出來的不歡迎心情，讓他們選擇設法在不違法的狀況下，想辦法讓自己的地盤變成動物不會喜歡來的樣態，反而更破壞棲地。
狩獵個體換族群保育 精算機制仰賴監測生態趨勢
在接受了「以犧牲個體的生命、動物權換取族群的保育」邏輯後，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那可以開放狩獵的數量如何來？」裴家騏表示，關鍵就在監測資料。
但監測並非是算出每一種動物的真實總數。裴家騏強調，難以計算，且誤差極大，目前僅有瀕危動物才會統計個體數量，然也的確還是存在誤差，一般而言，生物族群管理看的是「趨勢」。
如何看出生態趨勢，裴家騏指出，例如原住民獵人的傳統智慧與山林經驗就富有許多指標。例如管理一座獵場的原民獵人，每年走固定的路線，便可以從沿途聽到的鳥啼聲、山豬行走的痕跡等察覺獵場生態狀況，不需細究幾聲鳥叫聲代表有幾隻鳥，而是理解鳥叫聲與族群數量是正相關的，累積下來，便是一個足以顯現出生態趨勢的指標。
而原民獵場往往是數個輪流替換，有的獵人從觀察捕捉到的獵物數量來評估是否該換了，也有獵人是選擇幾個月前上山探勘，看哪一個地面的植披最少、甚至早已滿地動物排遺，表示動物數量豐富，便能決定要使用哪個獵場。
裴家騏指出，類似的指標非常多，複雜的、簡而易見的都有，都足以作為狩獵管理的條件，若仍不放心，也可再佐以現代化的設備如自動相機、錄音機等，來協助驗證。但裴家騏表示，其實並非一定要由學者的研究團隊負責調查，獵人的傳統智慧也都已有可信的指標性。
展開監測資料累積 才有開始管理的機會
裴家騏強調，不管是狩獵這種受歸為「消耗性」的利用，或是所謂生態旅遊、目擊式狩獵的「非消耗性」利用，也同樣需要監測。一般民眾往往認為沒有獵殺行為對動物族群就沒有消耗，動保團體也時常建議以非消耗性的利用取代狩獵。但殊不知賞鯨船的水下噪音、深夜上山賞飛鼠、貓頭鷹等，同樣是在擾動當地生態，也應該進行監測，並不一定非消耗性使用對族群保育就是絕對安全的。
裴家騏認為，應該盡快將趨勢的概念納入狩獵規範中，讓相關監測資料開始累計，才能真的開始有所管理，反之，選擇繼續忽視、否認狩獵行為其實一直持續發生，反而錯失開始管理的機會。裴家騏舉例美國的狩獵管理，美國的狩獵人口達到全國的1/10，可說相當樂衷，約3000萬的人口在獵季進入獵場狩獵，政府如何決定賣出狩獵票券的數量跟總類、甚至報紙在體育版刊出狩獵分析，都是來自累積百年的統計。
總量管制阿里山試辦中 能拿多少看生態
裴家騏與研究團體也在嘉義阿里山的鄒族特富野與達邦兩部落展開實驗，輔以自動照相等科學監測，要將部落文化祭儀年度的狩獵行為「文本化」，其中也試行了「總量管制」的管理模式。
實驗計畫先依照兩部落過去參與文化祭儀的人數與經驗，估算出每年文化祭儀的山肉需求量，分別是120~130公斤、70~80公斤，因此將此訂為部落今年在文化祭儀中可以獵捕的總量，若生態監測的結果顯示族群數的趨勢惡化了，那來年的需求量就必須下修。裴家騏解釋，這樣不斷循環、滾動從監測結果去的修正目標，就是「適應性管理」。
將來若要把所謂「自用」用途的狩獵行為也納管進來，同樣是從監測所得到的趨勢來檢討，再逐年增加許可狩獵的數量。（繼續閱讀系列報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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